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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宋.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是以北宋京师东郊虹桥为中心的一幅写实的风俗画。在虹桥的东西，汴河（上河）的两岸，画面上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景象。 这幅先民遗留下的巨构，从金以来，对“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但，问题不大，只是一些人认为“上”字应作动词去解释，那就是说，在清明节那天东京“士庶”上（到）河上去冶春的意思；另一些人认为“上河”应作名词解释，“上河”就是上方之河（上含有“御”字之义)，总之无论作何种解释，这条河是指汴河而言，这是无容置辩的。 “清明”一词，从金以来似无争端，最初见到的是金人张著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曾引《向氏评论图画记》中所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开始定下来，之后元人杨准在的长跋中更阐明了这画卷从宋到元辗转收藏的情况，并着重地说明这画卷的题签是宋徽宗（赵佶）所题，并盖有小印，这样更坐实了《清明上河图》这一画卷的“原题”。之后，李东阳等的题跋亦人云亦云，无甚重要，.到了明神宗万历间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画卷不但有宋徽宗的题签、小印，并且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如在上河春”，这样一来这画卷是写春天更无疑了。 一直到晚近，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诸氏，更大张“清明节”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振铎氏，郑氏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秀枝光杈，并未长叶，天气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这样，郑氏把“三月三日”这个日子也肯定下来了。 今天作这幅画的人久已死去，可靠的旁证、资料又比较贫乏，那末我们对它进行研究，只有靠画面告诉我们了，因为这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再者，张著所说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今已散佚，无法对证，其次，后人追述的有所谓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小印，这是否可靠，亦待研究。因为在赵佶在位时期，就出现过假冒他的“御笔”到国库取款，居然能取出来（见《宋会要辑稿》），这说明“瘦金体”不是赵诘的专利品，当时人后世人皆可摹拟，小印也不例外，所以说《清明上河图》上有宋徽宗的题签、小印、题诗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况又出自后人的追述。以上这些，我们暂且不论，笔者今仅就气候、节令和一些其它问题上，试谈我的粗浅看法，以就正读者和专家。 一，画卷的开始，画着前后两个赶脚者，从远方赶着五匹驮负着木炭（十篓）的驴子向近郊而来。这是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日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因为十月一日，东京照例有“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会”(注一)的习俗。另一点，我们从商人营运货物的经济观点上着想，秋季营运冬季的货物是比较合理些，商人早在春季营运冬季的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就太早了。 二，画面向前展示，一家农场，场中放着三个石磙，看样子好象刚打过秋庄稼，这标志着是“报秋成”之意。如果这是春天，场边和草房的前面；以至在虹桥北岸的两堵墙下，杂草、水草、野科子不会那样的茂密地丛生的。尤其是在场边那座草房前，和汴河北岸一家的短篱内长满了农作物（草房前那科子上果实累累，象茄子一类的作物），同时，在赵太丞家门口那株垂柳枝叶茂盛，随风依依，决不会是“严冬已经过去”“清明”前后的景象。 另一点，在画面上的田垅间，无生长禾苗的现象，一般来说，开封地区到了清明前后，麦苗已经埋着了乌鸦（老鸹)，北宋东京附近也是产麦区，画面上广阔的田垅间，无麦苗青青的现象，“青”何处“踏”，春光竟如此吗？ 同时，画卷上也出现了几个儿童，有的甚至光着上身，按照开封传统的“春捂秋冻”的习惯，孩子在春天不会，也不可能光着上身的。 三，在郊野向虹挢的另一条道路上，画面上出现了一行人，在前面一人拿着扇子，光着膀子追赶惊奔的马匹，马上有人（画面已断裂，上部已看不清)，后面一人右手指着奔马，左手提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似鸟笼，又似灯笼)，再后面一人光着膀子，赤着两腿，穿着背心象“家郎院子”似的，他的后面是一乘满插花枝的轿子，轿子的后面是一个肩担飞禽走兔等猎获物的人，再后一个是空着双手类似打手的人，他后面是一个骑着駿马，头戴大檐尖顶“笠帽”，身穿短袖单薄浅色轻衫，类似“衙内”的青年人。最后是一个担着长笼的家人。从这群人看来，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的现象来看，说是秋季更符合实际些。 四，扇子的出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扇子本来有“便面”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大多是用于统治阶层。一般来说，多用于夏秋，拿它来驱暑、驱蚊蝇和遮阳的，清明节前后用它的不多;而在《清明上河图》中，第一个拿扇子的，是一个光腿、赤膀的劳动者，手拿着扇子去追赶那奔逸的马匹。接着在虹桥附近，这个熙攘的地方，出现了许许多多拿扇子的人;有头戴笠帽骑着马匹的官员，有站着听说评词的老人，有逛游市廛的老人，后跟随着腰插扇子小童，有摊贩，有腰插着扇子看河水的，有用作遮阳的，有放在太平车后的……总计不下十把（值得引人注意的是，在画面上出现的有团扇、方扇、羽扇、腰扇，而无“折扇”，如果按照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所说，折扇这时已经朝鲜使臣带到中国的话，那末它在北宋末叶还未在民间流行)，如果说，这画卷画的是清明节，我感觉不大对头。 五，草帽、竹笠在画面上许多地方出现，戴这些草帽、竹笠的，身分也不同，有骑马、骑驴的官员、士绅，有在桥上扶着栏杆看水的闲人，有拉纤的劳动人民，有背在背后的。我们试想，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六，在画面上的大伞下，出现了两处挂‘饮子”招牌的茶水桌，一处招牌上写着“□暑饮子”(“暑”字也可能是“香”字)，这样的小茶水摊，在《东京梦华录》中虽无记载，按一般传统的风俗习惯它是应该有的，同时，在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却有紫苏饮、香薷饮、雪泡缩皮饮诸名色的饮料，如果“□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七，在虹桥的南岸、北岸、桥上有几处摊子上放着切好的瓜块，《东京梦华录》里虽有卖瓜的记载，但无明确地记载卖西瓜一事，我认为这不等于当时东京无西瓜，因为“西瓜”一物远在晋代就有了，不过叫做“寒瓜”而已。同时，在《五代史》中就有使臣出使契丹吃“寒瓜”的故事，在明人李濂辑宋人笔记(《汴京勾异记》）中，就有退役兵士阚喜夫妇在汴河堤上柳荫下卖瓜的故事。 八，酒店，孟元老在他的名著《东京梦华录》里，对于东京的酒店，首先介绍出它的特征，就是“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这说明酒店的“彩楼、欢门”是永久的，不是某些人所说它是暂时的，不过遇到节日“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而已。另—点是酒店前有“绣旆”(画面上的条子旗）悬挂，以招来顾客，并且，他记叙宣、政间东京酒店的盛况时说:“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清明上河图》这一写实性的画卷给《东京梦华录》下了很好的注脚，东京当时的形形色色的事物，今天能在我们眼前再现，使我们后人不得不感谢这位杰出的风俗画家。 在画卷里正店、脚店、小酒店就不下六七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是画家明确地告诉读者，画的是中秋节前后。 “新酒”上市，在《东京梦华录》里这样告诉我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宋室南渡之后，此俗带到临安，所以在《都城纪胜》里也说到……中秋前后沽新酒。”吴自牧的《梦粱录》里虽无显明的提出，可是他在《八月》条中说:“诸酒库中申明点检所，择日排办迎新。”之后，周密的《武林旧事》里，记载的时间比较晚一点，他在《重九》条中说:“都人是月饮新酒”。从上面诸人笔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两宋间-无清明节卖“新酒”的记载，如果说《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节”，是“三月三日”,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按：金人的岩上寺壁画，有些地方可以与《清明上河图》互相参证，岩上寺壁画上的酒店已无彩楼、欢门，锦条旗已变作诗旗了，从诗意中也可以知道它画的是秋天景色。 其次我们应重新谈谈画面上那个“城门楼”，它是否是“城门楼”?它是否是“陈州门”？它是否是“东水门”?因为今天谈《清明上河图》的，大都认为它是“陈州门”(宣化门），或“东水门”。笔者认为，无论是陈州门也好，东水门也好，这两座城门都是东京的外城城门，从画面上来看，第一，城门的两旁城墙已颓废不堪，乱树丛生，这不符合当时东京外城城墙的景象，因为北宋建都东京之后，历朝都很重视外城的修筑，尤其是在微宗一朝，赵佶好大喜功，首都乃观瞻所系，为此，北宋政府大力着重修饰外城方面，当时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里，写东都外城时说;“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濠曰获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又说:“新城（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栩，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清明上河图》里的那座“城门搂”与它对得上吗？
另外，从那座“楼台”南面的上台台阶来看，它绝不是上城的马道（箭道），第一，因为它的坡度太陡。第二，宽度、广度也不够，更重要的是它一边不不紧靠城墙，我们试想，一旦东京受敌围困，如何骑马上城御敌呢？同时敌楼下前后留下的场地也太窄狭，不合城楼的规制。另外，从画面上看，城门上、下也没有“广固兵士”备警的迹象，这怎能说得上是京师“城门楼”呢！ 孟元老在东京生活了二十三年，他从崇宁二年(一一〇三年)到东京，一直到北宋覆灭后一年（一一二七年）才离开东京,（注二）在他的记载里可能会出现失记、误记的地方，但，他对外城“城门楼”的情况不会误记的，《清明上河图》既是写实的风俗画，也不会脱离实际太远，今就画面上来看，城楼上仅一人，楼内低坐一面鼓，一个单人铺，褥子似很单薄，一个枕头，它会是京师城门楼？ 为此，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我初步认为，那座楼台可能是蜘蛛楼，因为，虹桥、蜘蛛楼皆在宋门外，这画卷是描绘从蜘蛛楼到虹桥一带的秋日景色的。结合今日的城东南郊汴河残迹情况看，它应当是从乾河沿、阳正门到横船湾、王府坟一带，因为这些地带是当日汴河流经处，它们距离当日北宋东京的城墙约七、八里左右，这是符合《东京梦华录》记载的。 蜘蛛楼是当日宋门外的名胜区，北宋建国日久，这一带渐渐成为繁华的市廛，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阒地”。 我有这样一个设想，仅供大家研究：假若《清明上河图》这五字的题签，是宋徽宗原题签，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理释它。 据《宋会要辑稿》及其它私人著述中记载，当时东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为三坊，第一坊是清明坊，关于坊的组织，《宋会要辑稿》有详细的记载，现在我们暂不多谈，同时，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使我们又知道，在坊巷中有“军巡铺”及“望火楼”的设置，这些“军巡铺”、“望火楼”是北宋政府专款修建的，有些是借庵、观、寺、院等处的，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清明坊可能借蜘蛛楼作望火楼以备警，并且在附近借所房子作“军巡铺屋、并用所由、街子（注三)五、六人在门前守望着，一人在楼上瞭望。这样一来《清明上河图》，便可以解作从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景色了。 由于画卷的年代较远，和我的知识贫乏，画卷上的许多名物，我们还不能进行准确的解释，尤其是当时各色人物的衣着，《东京梦华录》明明告诉我们，“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有些地方是《沫史•舆服志》所没有谈到的，但，由于笔者对这方面的知识的不够，还不能谈出另外的问题，为此，仅提出一点浅陋的看法，其中定有许多批谬之处，不过对先民负责的观点上来说，我愿意抛出这块砖来，引出大量的美玉罢！ 注释说明： (注一):见《东京梦华录》卷九。《十月一日》条。 (注二):孟元老事迹,可参阅1980年《历史研究》第四期，拙作《孟元老其人》一文。 (注三):所由、街子都是北宋东京坊巷组织的下层成员。（见《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厢巡门》） 更正 1980年12月号33页右栏倒数18行“发掘和喜欢”应为“发掘和表现”。34页左栏8行“使人警惕”应为“使人着愕”。 12月号《读四川青年美展及其他》一文中所提作品《啊！时光》作者应为梁益君、梁波。 12月号画页《火的舞蹈》的设计者为彦东。 81年1月号13页右栏15行“恐布”应为《恐怖”。10页右栏18行“兼容并色”应为“兼容并蓄”,31行“大革命文化命”应为“大革文化命”。 文字来源：知网数据库——期刊,1981年02期 图片来源：图片根据文章在清明上河图图片上进行截取，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关注我们 关注《清明上河图》 走进不一样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