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开封地下古州桥

1984年夏，在开封市中山路排水管道施工时，我市文物工作者敏锐地推测， 在中山路和后河街交叉位置，应是古汴河 “州桥” 的遗址，地下是否还有州桥的什么遗迹呢？于是，考古人员借机在管道沟中继续下挖，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竟然在现代路面4.3米以下，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古“州桥”。于是，考古人员从桥面破洞钻入桥孔之下，艰辛地在污泥浊水中，初步勘探了古“州桥”的基本情况，并整理出极有价值的《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

30多年过去了，由于始终未把“州桥”的考古发掘，提到议事日程，故对“州桥” 就一直未再作更深入的探讨，对“州桥”初勘的成果无法进行必要验证，对古“州桥”的开发利用，虽然时有酝酿，也始终未能有实质性的动作。

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对1984年的勘探成果予以扩大和验证，若有新的重大发现，将会更好地发挥古“州桥”，在建设开封“国际旅游文化名城”中的作用。

1、古“州桥”桥面深埋于现代路面4.3米以下，沿中山路纵向南北跨度17米，东西宽30米，为砖石结构的拱形桥。

2、桥面，用青石板铺墁，石板桥面下是衬砖。衬砖绝大多数是明代青砖，但第一、第二层之间也发现一些带菱形阴纹的宋砖。

3、拱圈，为砖砌三伏三劵的双心圆，厚1米，拱圈东西长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矢高3.7米。拱圈东端还看到有一个既低又窄与该拱圈对接的小拱圈（未能接近详勘）。

4、桥墩，是用青石条顺砌的条形墩，砖砌墩墙高2.88米。

5、桥孔下的地面，除在靠近两侧青石条桥墩处，顺着桥墩东西向各铺放两排方形长木，其余均以石板铺墁，石板大小不一，铺墁也不规则。

 

（图1）1984年砖拱“州桥”的初勘剖面图

6、同时，在桥墩下还可见到两层密排的方形长木，上层南北放置，下层东西放置。方形长木宽0.35米，厚0.30米。每层方形长木的实际长度不详。上层南北放置的方形长木直接压在桥墩下，既作为桥墩的基础，也起到桥孔地面垫层的作用。而下层东西向的方形长木，衬垫在上层下且埋在淤泥中。

7、古州桥“试掘简报”认为：

发现的地下古州桥，“可能是明洪武年间重筑开封府城时（约在1378年前后）所修”[1]，是“利用了北宋州桥原基，改修了桥墩，增修了桥劵，改棚梁式石桥为砖石结构的拱形桥”[2]。

古州桥是“明末崇祯15年（1642年），明军与李自成交战，扒开黄河淹没开封，州桥亦在这次水患中淤没于地下”[3]。

笔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初勘实在难以充分了解古州桥情况，上述两条结论也难免存在疑问。比如：砖拱“州桥”桥墩下，若确实叠压着两、三层纵横交错的长方木，它们究竟是宋代州桥的“筏形基础”呢？抑或是宋代州桥的其他“结构物”呢？因为，这两、三层纵横交错的长方木的埋深标高，与宋代汴河河床文化层标高有冲突之问题。从文献推测北宋州桥的“原基”应该是短木打压的“桩基”，不大可能采用平铺的、厚重的“筏基”。就是说对于初勘发现的情况，还有桥梁“构造”方面的未解之谜！

1、认为发现的砖拱“州桥”是在“明末崇祯15年（1642年）”的“水患中淤没于地下”的唯一依据，是明末无名氏的“如梦录”的一句话“桥高水深，船过不去桅”。

2、但是，比无名氏早生百年的开封人李濂，在其《汴京遗迹志》（成书于1546年间）讲“今省城延庆观前有小砖桥 ，汴渠故迹微存，俗名臭河儿”[4]。这证明1546年以前，“州桥”的 桥身就淤没了，不可能在“臭河儿”下游200米，还有座“桥高水深”的“州桥”。如果有，专门研究“汴京遗址”的李濂决不会熟视无睹、不载其著、只字不提！       

3、李濂的《汴京遗迹志》还说“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黄河泛滥，而河及闸具被湮废”[5]，“冲塌土城，水从封丘门流入里城，官廨民庐淹没倾圮”[6]。“天顺五年（1461年），河复决，冲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邻邑”[7]，“ 自是（1461年）以后，黄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8]。“今（1546年前）南熏门内东西有河弗涸，不复通舟楫矣。是河之上，有东西二桥见存，东曰小桥，直对南熏门，西曰雷家桥在今南察院前 ”[9]。读了李濂如此清晰的史料脉络，如此明白无误的方位记述，充分证明砖拱“州桥”的桥身，早在李濂生前的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或者在天顺五年（1461年）就已经淤没地下。无名氏到200年后的“明末崇祯15年（1642年）”之前，还能看到“桥高水深，舟过皆不去桅”， 岂非拙拙怪事？所以，砖拱“州桥”的桥身，不太可能是直到明末崇祯15年（1642年）才淤没地下的。

4、也正因为天顺五年（1461年）黄河再次决口以后，至李濂在世的1566年，“黄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其后一直延续到崇帧十四年（1642年）的近二百年间，开封城没有再受到黄河水灾的严重破毁，才造就了“如梦录”描绘的开封城的繁荣景象。据此推断，该砖拱“州桥”桥身淤没于地下，至今不止是370年而至少应当是550年了。

5、1984年的勘探已证明“州桥”孔洞高6.58米，桥墩直墙仅2.88米，按水深2米计，水面以上净空，是个很狭窄的半圆孔洞。不要说“舟过皆不去桅”，连行漕船的条件都不具备。另外，史称早在“元世祖至元27年（1160年）河决，自汴城迤东至陈留、杞县，汴河及堤皆为所淤”[10]。显而易见，开封城内的汴河处于上游，应是在1160年就已经不可能通航，仅有城内排水的作用而已。

6、“如梦录”中的说法，为何令人误判了呢？细读“如梦录”中“桥高水深，舟过皆不去桅，最宜月夜，汴京八景之一，所谓州桥明月也”[11]整段话的行文语气可知，它只是对北宋汴京八景关于州桥“传说”的泛泛而谈。无名氏并非是说亲眼目睹，依实记述。不难判断，这必定是“如梦录”有脱字之误，在这段话前面，如校勘补入“曩时”二字，自然就文通意顺，毫无歧义了。意即，“过去”的州桥“桥高水深，为“汴京八景之一”。（况且，宋人“东京梦华录”说“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12]，到了明末，怎么反而会“桥高水深，舟过皆不去桅”？）

1、1984年发现的砖拱“州桥”与宋代“桥下密排石柱”的那座平桥完全不同，推测它为“明代”的州桥没有问题。

那么，明代的砖拱州桥的基本构造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参见图2）

 

（图2，砖石拱桥结构透视图）

因为，古州桥初勘仅仅能从桥面“钻孔”进入拱劵内部，不可能看到埋在路面一下的桥身。所以，古州桥是单孔还是三孔不得而知，两侧栏杆是石材雕刻，还是砖石砌筑均不可知。但是，已经发现的古州桥，结构就是这个样子。

2、而文献记载，宋代州桥是“桥下密排石柱”的“低平不通舟船”的平桥。那么，“平桥”指其形，“密排石柱”指其承重体系。如果其上部也全是“石梁、石板”的桥面，就是真正的棚梁式“石桥”。宋代州桥的“桥面”究竟是什么材料铺就的呢？

据《东京梦华录》说，（州）“桥之西有方浅船二只，头置巨幹铁枪数条，岸上有铁索三条，遇夜绞上水面，盖防遗火舟船矣”[13]。这些史料说明什么？宋人为什么搞这一套设施呢？原来，宋人担心州桥以西的舟船“遗火”后顺流而下，卡到“密排石柱”上烧毁上部的桥面。所以，设置了白天用“巨幹铁枪”拖拽，夜间用“铁索”拦挡等防止次生火灾的消防措施。

据此证明，宋代州桥必然是密排石柱支撑的“木梁桥面”。它应当类似（图3）照片的古桥：

（图3，石柱木棚梁平桥照片）

3、那么，密排石柱支撑的、宋代州桥的“原基”，又会是什么构造形式呢？从梁思成先生绘制的此类桥梁的纵横剖面图，我们就能大体认知。

 

 （图4，石柱木棚梁平桥纵横截面图）

不难看出：

a、石柱柱头上，横向布置短石梁，其上是纵向承重的木梁。

b、 在纵向承重的木梁上，密铺横向布置的方木结构层。然后，上面可再继续纵、横交错地铺设方木（或木板），以及路面层等，从而组成完整的“桥面”。

c、至于每个石柱下，一般采用“垂直”打入河槽泥土中的木桩基，既便于施工，又能保证石柱的稳定性。显而易见，1984年初勘到的“直接压在桥墩下”及下面“ 两层密排的方形长木方”，不大可能是宋州桥“密排石柱”的“原基”。

1、众所周知，从北宋亡到明朝兴，数百年的漫漫历史中，开封城与众不同的，就是因黄河水患而屡毁屡建，在原来的城址上“层层叠压”。同样，“州桥”也是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随着汴河淤塞而淤没，淤没后在新的标高上再重建。据《试掘简报》，古州桥的“桥面”埋于现代路面4.3米以下， 砖劵厚1米，孔高6.58米，就是说现代路面以下11.88米是拱桥桥墩的“桥基”。开封考古界认为，宋代地面标高一般在地下10米左右。现代中山路路面高于周边地面，古拱桥的桥墩，相当于压在北宋州桥的“桥面”上。

2、加之，宋代“密排石柱”柱基的合理做法，是短木桩基而不应是“茷基”。砖拱“州桥”桥墩下压着的两、三层长方木，也许就是宋代木梁结构之“桥面”。所以， 假设当北宋州桥完全淤没在河泥中以后，明代人重新建桥时，必然会挖到北宋州桥的“方木”铺设的桥面。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a、新建砖拱桥墩时，把压在桥墩下和靠近桥墩的方形长木“留下未动”，中间的方木全部拆掉换成石板（否则，东西向长方木会被顺水冲走）。所以，“ 桥孔地面垫层”才成了两边是“两排方形长木”中间是石板的样子。实际上，它们就是北宋“木结构”桥面的最上一层。

b、压在桥墩下“南北放置”的上层方形长木和 下一层“东西向”交错放置的长方木，因实际是“桥面”另两层长方木。也就无需拆除，把它们整体上当作了砖拱州桥的基础。这样，在泥水中既便于施工，又非常的坚固可靠。

c、如果它们不是“桥面”的长方木，那么，最下层的“东西向”长方木，直接铺在淤泥里，下部又没支撑，根本就不能有效受力，白白浪费。宋人再富有，再傻，也不会把厚达60-90公分，约数百立方的长方木做成如此“筏基”，出现在明代砖拱桥的桥墩下。

 （图5，古“州桥”墩台下之长方木）

综上所述，只有明代砖拱“州桥”直接压在北宋“石柱木棚梁平桥”的“桥面”上，才有可能和1984年考古发掘的初勘情况相似。

当明代人重新建造砖石结构的拱形桥时，如果在同一河床位置上，发现有淤埋于泥土中的宋代州桥“桥面”，就有可能利用来作为基础。假设历史情况恰巧如此，我们就会看到两座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结构的“州桥”叠压在一起。在明代“州桥”墩台下，才会是宋代桥面“木梁”交错棚架的方木。

笔者这么说，当然既有桥梁结构的必然逻辑，又肯定是推测性的道理。但是如果“万一”情况如此呢？何况搞清埋藏了500多年的、原汁原味的明代古州桥，其价值亦不可小嘘。让我们期盼着、期待着文物工作者进一步的考古揭秘！

1、从古“州桥”发现至今近30年了，政府和有志之士一再意图推动古“州桥”开发，是否有必要呢？毋容置疑，它是中国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这一“消失了的文化”现象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文物。

因为，它直接淤埋地下，尘封500多年一成不变，故最具完整性、原真性。又因为，地下可以发掘到古墓葬，古河道可以发掘到沉船、码头等遗物。有哪里的地面数米之下的淤塞古河床中，发现过古代桥梁建筑的完整遗存呢？恐怕实在不多。更何况是在一座古代都市车水马龙的马路之下。因此，1983年发掘到的、明代洪武年间建造的、著名的“汴河州桥”桥非常罕贵。 

2、如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证明前宋、后明两代的古“州桥”有关联传承之迹象，恐怕在河南、全国、乃至世界上，也是有轰动效应的。它必然会成为中国“大运河世遗”项目中，一个难得的亮点，为开封古城增光添彩。

3、不管1983年发掘到的古州桥，和宋代州桥有没有直接关联，有多大关联度。其本身就完全值得建设一座“地下州桥博物馆”。这样的设想可行性吗？笔者认为完全可行，而且早在2002年就已经做过充分准备。

首先，我市已经把州桥遗址西侧的建筑物退让了30米，东侧已经进行了拆迁，腾让部分场地应当不成问题。至于各种工程问题，发达的现代技术手段，没有不能解决的。基本的技术路线就是：以超深的地下连续墙截断地下水，并成为地下室的承重墙体。以类似“高架桥”的桥面结构作为中山路的路面，并兼做地下室顶板。从而建成一个《地下古州桥博物馆》（图6）。

     

（图6，地下古州桥博物馆示意图）

4、在开发建设《地下古州桥博物馆》过程中，必然同步清理出淤泥中的文物遗存。必然同步清理出历代汴河的河床断面，历代“御街”的道路断面。也就是说，这些考古信息都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北宋东京城遗址”，理所应当希望得到的东西。

5、《地下古州桥博物馆》的开封建设，不仅有用而且有趣。今后，当人们步入《地下古州桥博物馆》中，在灯光下可亲眼目睹古州桥以及发掘到的其他河床内残留文物的风采，也可展现宋御道和汴河河床真实断面。当馆内照明熄灭后，把《地下古州桥博物馆》打造成一个“影视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既可演示宋代汴河中东出西进的漕运盛况，也能展现宋代御道上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街景风光。置身《地下古州桥博物馆》，那才是逼真地、身临其境地“穿越”到千年大宋东京城。

2014年，隋唐大运河申遗项目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申遗成功，接踵而至的是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利用。2017年6月关于大运河文化带的调研报告上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所以，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及保护利用工作是沿线35个城市的重点工作。开封就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35个城市之一，特别是北宋时期横贯京城的汴河段，是这一“世遗”文化中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故道。1984年我市在这北宋都京城内的汴河故道上，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州桥，限于条件当时仅作了初步勘察。

目前，州桥遗址的东端的拆迁工作恰已完成，给进一步勘探古州桥提供了大好时机。通过考古勘探，必将摸清古州桥的详细情况和价值。必将为打造开封旅游的新景点奠定基础，古州桥的开发展示，当然也是大运河“世遗”项目中的明星角色。

1984年8月，为配合开封市政公司在大南门里中山路中段修筑大型下水道工程，开封宋城考古队（今市文物文物局考古所）对州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因受环境和时间的限制，当时无法进行全面发掘，艰难地在下水管道工程范围内开了一条南北长20、东西宽4米的探沟，清理出部分桥面，并穿破桥面和拱圈，清理出桥孔中的淤泥，对桥址的结构形制有了初步的认识。

州桥遗址位于中山路中段，南距小纸坊街东口53米，北距大纸坊街东口50米。桥为南北向砖石结构的拱形桥，保存较为完好，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桥面距地表最浅4.3米，系用青石板铺墁而成。清理出的中孔劵为砖砌双心圆的陡型拱，三券三伏，厚1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矢高3.7米。桥墩为下铺青石条的墙形墩。桥孔地面多用石板铺墁，石板大小不一，铺墁亦不甚规则，但靠近两侧墩墙的地方各顺墩墙东西向放二排截面呈长方形的长木。桥基甚似“筑筏为基”的形式，三层纵横交叉的长方木近达一米。

1988年，依托前期对州桥遗址的发掘结果，开封宋城考古队以州桥遗址为切入点对附近的汴河河道进行了文物勘探调查，调查路线从州桥遗址向西途经皮鞋厂院内（今三毛时代购物广场），沿后河街向西，至延庆观街，另从州桥遗址向东至百货大楼西墙（今已拆除，西部紧邻中山路）、鼓楼区文教局院内，初步探明了沿线汴河故道的分布情况以及埋藏深度，即从延庆街与后河街交叉口处一直向东，走向大致位于今后河街一线，穿过州桥遗址，向东延伸至鼓楼区文教局院内，河道宽约15-18米，州桥以西的河床距地表深约6-12米，州桥以东的河床埋藏稍深，距地表深约7-12米。

2008年，配合中山路与自由路交叉点东南角地块的城市建设进行文物勘探，发现汴河河道自州桥遗址向东延伸，北距自由路南边缘约60米，基本与自由路平行向东南方向延伸约320米，再往东尚未拆迁，无法继续勘探。

通过上述的发掘和勘探调查工作，基本弄清了州桥附近汴河河道的分布位置及宽度、深度等情况，为后期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基础材料。

汴河作为隋唐宋时期大运河的主干道，受历史上黄河摆动冲刷及河水泛滥淤积的影响，其开封至商丘段的河道河道遗址多深埋地下，目前仅有商丘南关汴河码头遗址，经考古发掘后建博物馆展示，并成为大运河世界遗产汴河河段唯一的一个遗产点。开封作为北宋的东京城、运河汴河段的中心城市，对大运河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只因众多的相关遗产点均深埋于地下，遗憾地与世界文化遗产构成要素擦肩而过。

为贯彻落实关于大运河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我市应积极开展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工作，发掘大运河文化的特色遗产，并努力使之早日有效地展示于公众。

对州桥及附近汴河故道进行考古发掘，将为研究中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的发展与演变、汴河漕运文化的发展及经济贸易、北宋东京城城市格局、汴河河道沿线的经济文化建筑面貌等提供重要的实物材料。对州桥遗址及附近汴河故道的展示，将丰富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宋文化色彩，彰显宋代大运河的生命线作用，同时也将为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增添新的遗产节点，为我市提供新的、历史厚重的旅游资源，进而促进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提升。

上世纪八十年代，原“宋都开发委员会”曾设想对州桥进行开发，拟在今“三毛时代购物广场”的位置，搞一处州桥广场，体现“州桥明月”。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市也曾憧憬过“地下州桥博物馆”开发。由市人防办推动的“地下州桥博物馆”项目，当时，由中国船舶总公司（原六机部）第九设计院做了初步设计。但这些设想最终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今天，恰逢木厂街、袁宅街拆迁之机，重提州桥遗址考古问题，抓紧机会进行考古勘探，很可能会出现考古新发现，新惊喜。另一方面，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设地下州桥博物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实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是,以“地下钢筋混凝土连续墙”，构建一座南北约30米， 东西约50米的矩形方筒。以此方筒作四周支撑的墙壁，界定出地下博物馆空间。以方筒顶面控制“新”路面的基本标高，把现路面铲除，建造“高架桥面”代替原路面（即相当于高架路桥面下形成“地下博物馆”）。即可逐步掏除“地下连续墙方筒”里的泥土，古州桥就在博物馆里展露出来。

二是，地下水位靠“地下连续墙”隔水控制。因为壁内外地下水压差不同，可实现博物馆内的地下水，低于州桥底平面。这样就可以在地下州桥博物馆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示宋代南北御街、东西汴河漕运、杨志卖刀的场景，以实现雅俗共赏。

地下州桥博物馆一旦建成，人们在灯光下看到的砖拱桥，一定是建于明洪武年间，历史上淤没的、几百年不再使用、没再扰动的古桥。它具有无可置疑的原真性、完整性，和世所罕见的稀缺性。在虚拟现实技术环境中，欣赏到的是宋代御街上的梦幻盛景，和樯橹繁忙的运河漕运。更何况在州桥遗址的开发过程中，桥洞和河床定然会发见丰富的古代遗物。特别是，如果搞清桥墩下压埋的、几达一米厚的三层方木，不是木“筏基”，而是与“宋代州桥”的关联结构物，那么再勘探的情况将更加神奇、收获更有意义。

三是，“地下钢筋混凝土连续墙”可以分东西两侧半幅路面交错施工，不至于完全阻断交通。新路面相当于把现有路面，改造为“架设”在混凝土连续墙上的“高架桥面”。地下水依据“地下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计算深度，靠连续墙内外“地下水位差”控制，这些都有非常成熟的工程技术措施。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必须首先把地下州桥的情况再勘察清楚。所以，我们建议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拆迁完成，空地闲置的大好时机，抓紧做好地下古州桥的详细勘察考古工作。况且，不管古州桥是否开发？何时开发？有没有更重大的返现，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立即着手地下州桥的勘察工作都是必须的。

注释说明：

[1]李克修，董祥“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 中州古籍出版社《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1998年189页

[2]同上

[3]同上

[4]李濂《汴京遗迹志》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83页

[6]同上第72页

[7]同上第72页

[8]同上第72页

[9]同上第93页

[11]无名氏《如梦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第32页

[1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1月第27页

作者简介：

宋喜信，1945年9月生，原开封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现任中国城科会名城委委员、 开封市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主持编制的《开封清明上河园详细规划》，1995年获当时的省建设厅河南省城乡建设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二等奖；策划指导出版《开封繁塔石刻》一书，并撰写《现开封繁塔为宋代原型论》（书稿）；2015年获河南省文物局“文保工作好帮手”称号。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宋喜信就参与相国寺大市场、市博物馆、御街等诸多重大项目；之后到现在主持编制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府等重要旅游项目的修建性详规；主持并组织了大梁门、金耀门建筑设计和施工建设等。

宋喜信特别关注开封的宋文化资源研究发掘和文物保护。如今，他已初步树立了“繁塔是宋代原型”的学术观点，这一观点逐步成为学界认知和共识。山陕甘会馆成为“国保单位”、开封城墙“大梁门”的复建工程等都有他的身影。他曾被省文物局老领导戏称为“编外文物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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