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区空间人群行为信息层研究分析——基于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

摘 要：《清明上河图》中的街区空间反映了大量的人群行为信息，从非物质要素维度对其进行研究可形成对空间组合、建筑形态、街市肌理等既有研究方向的重要补充。引入人群行为信息层的系统分析模式，从表层信息中识别《清明上河图》中人群数量为786人；于中层信息判定人群行为分布于5个空间区段，并表现为穿行、买卖、劳务、观赏、交往、休憩、娱乐、卜卦、服务、祭祀10类行为状态；于信息里层得出行为分布随空间推进表现为波动型增长、表现为“梳理”与“展示”空间、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街市空间行为分布分别呈双向、单向选择性、汴河中下游空间行为结构稳定性最强，郊野空间最弱。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行为信息层；街区空间；行为空间；空间行为

行为信息是生物体在进行行为活动时所反馈的某些特征，包括特殊行为监测、行为路线及起讫点调查、行为方式载体分析、行为应激性探询、行为分布态势研究与行为模拟仿真等，如Kenichi Mishima通过对人群行为的奇异值进行分解，同时提取人群运动特征以便对异质行为与同质行为进行区分[1]，LI Xiaoping通过对视频图像中人群运动信息的提取、识别和分析建立行为状态的三次样条函数方程用以描述人类的运动轨迹[2]Valcntina Basaric等通过NOSTRAM数据库对位于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中不同年龄、性别人群的通勤方式和出行地点等行为进行研究[3]，James D. Goltz针对美国加州三次地震中人群反应的行为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在面对突发事件中人群行为表现为自适应性、多样性等复合特征[4]，William S. Beatty等通过使用Argos卫星标签和传感器实时检测楚科奇海域中海象的行为特征及分布场所等信息，为动物活动的数据采集等提供参考模型[5]，Seung Wan Hong等提出一种人类行为的适用性仿真模拟器，在深入分析人群行为特征与表现的过程中建立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最佳匹配尺度[6]。

美国学者Rocer Trancik在Finding Lost Space中阐释人的行为活动和感官信息对街区活力塑造和失落空间规避的重要性[7]，Glare Cooper Marcus在People Places: Design Guidelines for Urban Open Space提出从行为心理学和行为需求要素上设计符合人性需求的空间[8]。作为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人的行为活动能否得到充分满足和拓展，是鉴定空间是否适宜完善的重要指标。针对一定空间进行人群行为信息层的划分界定以研究行为分布规律，不仅对该空间内的行为结构形成较为全面的认知框架，同时以人群在使用过程中的空间绩效反馈信息为出发点，可为以节点、边界、路径等物质要素有机组合的传统空间评判体系注入新的检验标准。《清明上河图》中刻画的人物众多，作为新型城市诞育的最早市民——“坊郭户”[9]的代表，同时鉴于图中人群的行为信息所体现的时代背景处于市制改革的分水岭，对其进行研究是对开放式街区空间人群行为形态的初试。

一、人群行为信息层的建立

不同空间类型反映的行为信息内容及侧重不同，如流动空间偏向对人群流迁行为轨迹特征及驱动力的数据收集[10]，而停憩空间更多致力于对人群分布位置和集散程度进行解读。因此对于街区空间中人群行为信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为的数量、形态、分布特征等，人群行为信息层(Crowd Behavior Message Layer，CBML)就是对特定空间体系中人群行为从显性信息到隐性信息逐步挖掘的过程，按照行为信息的表象层、背景层和决策层的获取秩序将分析步骤划分为表层获取、中层提炼和里层探究(见图1)，通过引入行为发生载体并对该载体空间中人群总数进行统计以便量化研究(表层)，并在一定的判定标准下对行为个体和载体空间的类别形态进行统计划分(中层)，以便从行为在总体空间中的分布特征及分割空间中每种行为的分布特征两方面进行对向研究并提取演绎人群行为的分布规律(里层)。

图1 商业街空间中CBML结构

二、CBML表层获取

(一)行为载体引入——《清明上河图》

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 以长卷形式和精工笔画详细描绘了北宋徽宗年间(1100—1126)东京城的部分城市风貌。在北宋东京政治形态与文化氛围的“新常态”背景下，人群行为的方式类别及分布场所的自由度显著提高，阶层等级、价值观念和消费风尚(中层——行为方式)对北宋东京街市空间界面(中层——行为空间)的开放度、标识性等特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1]，人群行为活动依托承载于街区空间体系(中层——行为方式)，二者之间通过互动与对话为场所精神和空间形态提供展示的窗口与舞台(中层——行为空间划分)[12]，同时商业制度的革新与商业行为的衍生等市制改革的持续影响业已促使北宋东京商业空间(里层——“空间—行为”分布)趋带状延伸发展并形成点面结合的网络体系[13]。以《清明上河图》中商业街道空间为研究载体建立行为信息层，对其中人群行为结构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行为分布特征类比与归纳，可为研究同质空间中人群行为信息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清明上河图》中人群数量

明晰《清明上河图》中人群数量是行为信息数据化的基础与前提，对于图中刻画人数众说纷纭、差异较大且数据老旧，邵慧良等估约图中人数500多个[14]，柯宏伟等精确表示图中人物有684个[15]，撒莹指出有700余人[12]，杨涛统计其总人数为773人[16]，汤友常按照原型铜刻后计数有815人，鉴于人物统计时不同统计标准与误差，在重新计量时应按照统一标准甄别，如画面中出现很多因遮挡而只露出部分身体的人物，其应当计数，而对图中出现的乘坐轿辇的人，若其部分身体可见则其应计入总数，反之则无需。经统计后画面中各色人物共786人，后续分析时总人数按照786人统一计算。

三、CBML中层提炼

(一)对行为判定标准进行比对采纳

《清明上河图》中人群行为状态复合多元，囊括诸如占卜、典当等易产生辨认误差的小众行为，综合分析相关研究中的已有甄别可提高辨识精度，靳士英认为图中市郊有持市招的走访郎中，街市医药场所有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为[17]；韩顺发提出街市医馆东侧3人正于此打水，进行劳务[18]；周宝珠判断街市区马台高处、柱台和门右有3人静坐，卦摊西北侧院落前有6—7个守卫者坐卧休息(实为10人)，城门外2名戍守者于外墙坐憩[19] 122；刘涤宇提出《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或明确推断沿街界面形态的店铺建筑共计33栋，其中进行商业行为的业态场所包括酒店5栋、饮食店19栋、零售6栋，这些场所内部应进行买卖行为[11]；杨新认为城楼南侧紧靠西墙脚下一临时搭建的方形凉棚中有一留有山羊胡须的老者在给顾客剃须刮面，是一种提供服务的行为[20]；张博认为河市十字路口西侧悬有“神课”“看命”“决疑”的招牌是一处卜卦场所，该处人群行为应为占卜[21]；靳士英等认为近郊小集镇十字路口旁一老者于此摆摊,地上似摆药数十种,引得周观者十余人，其行为是买卖[22]；薛凤璇指出城门西北处是一处官府为方便税收于此设立的税局和管理机构的分馆，5位官吏与2位运输货物的商贩正进行校验，其进行的为日常劳务[23]。

关于图中的行为类型信息还存在一定界分争议：徐邦达认为街市区王员外家西侧悬有“解”字招牌的场所功能同“廨”，大概是官吏办公的地方[24]；而刘涤宇同意朱家溍[25]的观点，认为其应做“解库”讲，也就是当铺，其内人员进行的行为是典当，与刘昆太[26]意见一致；李合群对该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应为具有公证性质的书铺，是为应试举子参加礼部试的举人办理应考手续及检查有关文书而设置的机构[27]；姜庆湘指出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一个棚子下众人围观一个说唱的老人，可能就是当时很流行的称为“平话”的民间说书[28]；张文从体貌特征、服饰装扮上推测孙羊正店西侧人群中心应为胡人(回鹘使臣)，朝会完毕滞留东京未归，上街时引发众人围观，则此处群体行为应为观赏[29]；针对姜、张的观点，余晖认为棚下人群并非说书，其斜对面孙羊店西侧人群行为应属听书娱乐，“听书人中有力夫、书生、壮汉、老者和僧侣等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份的人，姿态随意，而棚下受众人群的年龄、衣冠与儒生相仿，该处应为求解科考仕途的占卜之处”[30] 135，这也契合了李合群的观点，该片区内皆为科举仕途服务的场所，而当时的北宋东京是邦交贸易大国，藩国使臣时常入京朝贡，一个异域使者引来20余人围堵观看与情不属，且张文该文中还指明城门外另一人也为胡人[29]，其旁却无一人停步打量，于理不实，因此该处可能为说书的聚集场所而非观赏异域使者之处；周宝珠指出：“城门东侧路中老者应为乞讨者，面前是其随身破旧物品。”[19] 121 余晖指出：“该物品是祭祀所用的黄羊，半跪在地上的老者正在用他的祭品祷祝一位‘策蹇重戴’的文人路途顺遂，老者身后的同祭者手持祷文印证了此说法，其行为是祭祀并非乞讨。” [30] 134  余晖同时认为：“在孙羊正店右侧有一间地上立有八只酒桶且摆有两张弓的临街屋子，并非卖弓箭的店铺，而是押送‘正店’供应军酒的场所。”[30] 134店内3人行为类别实为劳务，而非买卖，经行为比对采纳刘涤宇和余晖的相应观点进行下一步研究。

(二)行为方式的分类计数

按照一定的判定标准对图中人物进行识别，如穿行行为分布空间多数位于室外街道，且存在一定运动趋势(前脚着地后脚离地或手臂微张摆动似有前进趋势等)，包括徒步、骑乘以及负重穿行等穿行类别，对图中穿行、买卖、劳务等10种形态的人群行为于图中分色标注(图2)，同时统计同种行为的人群分布总数和比例(表1)。得出穿行、买卖、劳务和观赏行为是《清明上河图》中行为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据超过4/5的总人数(80.28%)，其余各式行为占据比例皆为6%(0～5.47%)之下，属于少数行为。

表1 人群活动状态分类

图2 《清明上河图》中行为分类及分布
注：根据参考文献[30]修改绘制。

　（三）行为空间划分

行为空间是行为方式存在的载体与媒介，对行为发生空间进行划分可在更小的尺度中进行细化研究。鉴于《清明上河图》的表现方式既非平行透视，亦非一点透视，研究行为空间分布时需将三维视角转为二维俯视，同时考虑到其构图方式以“散点透视法对图绘城市意象的空间还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采用的处理方法是保持道路等线性空间的整体感的同时将矛盾较突出处以扇面式扭转以保证局部空间尺度的真实性”[31]。利用模拟航拍图的办法得到实据，根据模拟航拍图，将《清明上河图》所绘的部分转为地图，将人群行为分类通过航拍投影至水平面的同时按照节点或标志物对行为空间进行区段划分，既有研究中将《清明上河图》所示空间皆分为郊野区、河市区及街市区，为尽量避免因划分尺度过大造成的行为分布识别模糊等现象，在其分类基础上将街市区以城门为界限再划分为街市空间及城门外至汴河上游空间；将河市区再界定为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汴河中下游空间，保留郊野空间，将整体图幅展示的空间体系依据相应节点界分为5个空间区段(见图3)。

图3 《清明上河图》行为空间划分
注：根据参考文献[30]修改绘制。

四、CBML里层探究

(一) “行为—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行为”分布特征

关于行为分布特征需从不同维度进行认知，“行为—空间”研究维度是以各类行为为研究主体，以整体空间为研究载体，探询行为分布的结集程度及位置偏好，如通过分析农户消费空间中的行为变化，提出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以期对农户消费行为有序移动进行引导[32]；对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在新城空间和主城空间中的表现进行研究，为行为于空间中的互动交流提供借鉴参考[33]。“空间—行为”研究维度以局部的空间区段为研究对象，以区段内行为类别及数量比例为研究内容，分析特定空间环境内的行为结构和主次要素，如运用核密度估算方法，得出国内游客在上海的不同旅游空间的行为分布特征，为建设城、郊并举“多核心”旅游空间行为集聚区等问题提供依据[34]；研究城市居民快递自提空间与就业行为、出行行为及居住行为的关系，为自提服务设施的科学布点提供参考和建议等[35]。在反馈信息于行为与空间两种维度中表现各有侧重的背景下，结合二者协同研究才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如对城市、都市区和城市群尺度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和居民行为特征进行论证，创建基于个体行为的中国城市空间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提出不同尺度城市空间调整优化方针和居民行为引导策略[36]；或对时空行为进行研究，为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一个新的视角[37]；抑或结合相关实例阐述环境行为对公共空间的影响作用，剖析城市公共空间中人的活动特征等[38]，因此对于CBML里层研究需提取“行为—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行为”分布特征两层信息中的相关要素进行演绎分析。

(二)“行为—空间”分布特征

将图3划分的5段行为空间与各区段内的行为类别及比例对应后进行统计(见表2)，并以同心圆分布模式图(见图4)更直观地比较在不同行为空间中行为分布的存在态势。

表2 “行为—空间”分布形态

图4 行为—空间同心圆分布模式图

1.行为分布随空间推进主要表现为波动型增长

由表2及图4可发现：由郊野空间向街市空间推进过程中各类行为分布大体表现为趋高性、协同性，但增长形态不同：穿行空间分布呈阶梯型，在郊野至街市空间推进过程中后位空间较前位空间分别增长了46.15%、136.84%、31.11%和28.81%，在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中增长最快，于街市区中分布比例最高；服务与祭祀成极点型增长，只在某段特定空间中孤立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空间选择偏向性，如服务集中分布在街市空间而祭祀全部分布在城门外至汴河上游空间。除此之外，其余行为皆成波动性增长，即行为比例于空间结构中出现正负增长交替，其中买卖成“微波型”分布，即分布比例随空间推进变化幅度不大，在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中分布比例最高(33.17%)，与城门外至汴河上游空间小幅下降(-8.92%)并在街市空间中大体持平(+1%)；劳务行为主体亦分布于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于城门外至虹桥上游空间中断层下跌(-60.00%)并在街市空间小幅回升(+5.46%)；交往与卜卦成“N”形分布，在汴河中下游空间至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段出现13%左右的负增长(分别为-13.95%和-12.00%)，并在街市空间迅速上升至分布峰值(分别为65.12%和64.00%)；休憩行为成“M”形分布，于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街市空间中两次分布下降约20%(分别为-18.60%与-23.25%)，在汴河中下游空间中达到最大分布值(39.53%)；观赏与娱乐分别呈现出先升后降的“Λ”形和先降后升的“V”形两种波动形态，前者在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中集中了约3/4的该行为总量,后者行为最高分布量位于街市空间(68.76%)，约为最低分布量(位于汴河及虹桥空间)的22倍(3.12%)。

图5 行为—空间分布折线图

2.行为分布表现为“梳理”空间与“展示”空间

图5所示郊野作为起始空间，所有类型的行为分布在0～12.5%的波动区间中，在经过汴河中下游空间时行为分布开始发生组织选择，其中休憩行为以近40%的分布比例居分布首位，其他行为分布比例集中在20%以下(0～18.60%)，行为分布整体较为均质，未于此空间表现强烈的分布偏好；空间推进至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中时，不同行为在其中分布差异急剧增大并明显分为三个阶层，分布高层包含观赏与劳务等行为，占据70%左右的分布比例(73.83%；67.27%)，超过二者于其他空间分布总量的两倍有余；分布中层包括买卖、休憩和穿行，三者分布比例集中在20%～35%的范围内；交往、娱乐、卜卦、服务及祭祀等行为处于该空间的分布底层，均低于总行为分布的5%(0～4.65%)；随着空间推入至城门外及汴河上游空间段时，除祭祀行为(4人)具有明显的空间选择倾向外，几乎所有行为分布差异又重新缩小，各类行为分布比例主要集中在7%～31%区间内，行为状态与汴河中下游空间类似，行为分层界限重现模糊状态，作为第二处过渡性均质空间，多数行为分布趋势与走向于此重新洗牌；继续推进至街市空间时，行为选择性再次明晰，将行为模式分为必要性活动(穿行与买卖)、自发性活动(劳务、观赏及休憩)及社会性活动(交往、娱乐、卜卦、服务及祭祀)后可得出自发性行为与社会性行为分布在街市空间、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中呈现截然不同的分布态势，观赏和劳务行为较于峰值空间分别大幅下降72.9%和54.54%，在街市空间中趋近谷值，而社会性行为中服务行为、娱乐行为、卜卦行为及交往行为分别提升至100%、68.76%、64.00%及65.12%。通过折线图的动态演绎得出汴河中下游、城门外及汴河上游作为行为分布的两段“梳理”空间，为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街市空间的行为分布“展示”空间奠定行为基础。

(三) “空间—行为”分布特征

1.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街市空间行为分布分别呈双向、单向选择性

将图5中的空间圈层依空间推进顺序剥离为5个子空间(见图6)，研究每个空间中人群的数量及比例(见表3)，即空间—行为分布，其中郊野空间至街市空间人群总数(不包括无活动状态人群)分别为26、97、277、167及217人。郊野空间中行为主体是穿行与劳务，两者约占该空间3/4的行为总量；汴河中下游空间中买卖行为比例最高(34.02%)，穿行与休憩行为比例为19%左右，大体持平(19.59%；17.52%)，劳务、观赏与交往行为的分布比例相同(8.25%)，其余行为分布较少；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中买卖、劳务及观赏行为分庭抗礼，合占该空间总量的79.42%；城门外至汴河下游空间中穿行与买卖行为分布高居其上(35.33%；29.34%)，约为其余行为分布比例之和的2倍；街市空间中穿行比例最高(35.02%)，买卖次之(23.50%)，交往与娱乐行为分布分别为12.90%和10.14%，劳务、卜卦与服务等行为分布趋近。由上可得，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是自发性活动中劳务与观赏的聚集空间，而在行为—空间分析中已得出自发性行为主要分布于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可见自发性活动与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这一组行为主体与空间载体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同理社会性行为中卜卦、交往、娱乐和服务大体分布于街市空间，而街市空间中社会性行为分布之和仅为33.19%(娱乐10.14%，交往12.90%，占卜7.38%，服务2.77%)，其行为分布主体为穿行与买卖，即社会性行为分布主体为街市空间，而街市空间主要分布行为必要性行为，因此街市空间与社会性行为之间只存在单向选择。

图6 空间—行为分布比例

表3 空间—行为分布形态

2.汴河中下游空间行为结构稳定性最强，郊野空间最弱

从图6中可得出：随着郊野空间向街市空间的不断推进，空间行为的组成结构与分布比例也发生较大变化，将每个空间中的行为分布比例作为一组数据，同时使用基于样本估算的标准方差(STDEV)以及数据的平均绝对偏差(AVEDEV)进行离散程度分析，可得出空间中行为分布的离散差异，差异越大说明空间行为成分及比例越悬殊，空间结构稳定性越弱；差异越小则说明空间行为的形态及数量趋近，空间—行为的结构稳定性越强，进行STDEV分析后得出从郊野空间到街市空间标准方差分别为16.14，10.87，12.42，12.27，11.32，进行AVEDEV分析得出平均绝对偏差在各个空间中分别为11.69，8.23，11.13，9.21，8.31。结合两种数据偏差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可得出郊野空间行为数据离散程度整体较高，该空间中行为结构稳定性最弱，行为种类及比例空间体系的“抵抗力”和“稳定性”较低；在汴河中下游空间离散度最低，该空间中人群结构的拓扑关系更为均衡与稳定。

五、结语

通过对《清明上河图》中CBML的分析，依据图中人群数量、人群行为类型及行为空间等信息，揭示在行为—空间及空间—行为两种对向维度下行为分布特征和规律，认为行为分布随空间推进表现为波动型增长；汴河中下游、城门外及汴河上游空间是行为分布的“梳理”空间，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街市空间是行为分布的“展示”空间；汴河上游及虹桥空间与自发性行为呈现双向选择性，街市空间与社会性行为呈单向选择性；汴河中下游空间行为结构稳定性最强，郊野空间最弱。人作为行为的决策者、发出者以及空间与时间的占有者、感知者、作用者，是行为与空间关系的核心，共同构建了一个紧密相扣的双向响应系统[39]，通过对《清明上河图》中人群行为信息的分析，为研究北宋东京的社会阶层和人群结构提供行为数据，同时行为信息层的建立以人的行为视角为基础，给以物质要素为主的空间设计注入人群实际使用的评判标准，可为空间的织补修缮等提供借鉴参考，并对历史街区的发展保护与存量建设等提供研究途径。

参考文献：

[1] MISHIMA K，KANATA S，NAKANISHI H，et al.Extracti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human behavior using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J]. IFAC Proceedings Volumes ，2010，43(13)：436-441.

[2] LI Xiaoping ，LIU Feng，WANG Xiaojun，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parameterization in human behavior analysis[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3(760-762)：876-880.

[3] BASARIC V， Vujicic A，Mitrovic S J ，et al.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travel behavior: a novi sad case study[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rocedia，2016，14：4324-4333.

[4] GOLTZ J D, BOURQUE L B. Earthquakes and human behavior：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17， 21：251-265.

[5] BEATTY W S，JAY C V，FISCHBACH A S. An evaluation of behavior inferences from bayesian state-space models: a case study with the Pacific walrus[J]. Marine Mammal Science , 2016，32 (4)：1299-1318.

[6] HONG S W, SCHAUMANN D, KALAY Y E. Human behavior simulatio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ject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in an academic course[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016， 60：1-11.

[7] TRANCIK R.Finding lost Space:Theories of urban design[M]. Van Nostr Reinhdd，1986：114-116.

[8] MARCUS C C，FRANCIS C.People places：design guidelines for urban open space[M]. Herd，1997,7(4):140.

[9] 程民生. 《清明上河图》及其世界影响的奇迹[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56(1) ：99-107.

[10] 高翔，鱼腾飞，张燕. 城市中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2010，19(2)：60-68.

[11] 刘涤宇.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以《清明上河图》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2012(3) ：111-119.

[12] 撒莹，严国泰. 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的街市图示语言解析[J]. 城市发展研究，2015，22(2)：15-18.

[13] ZHU Jin. PAN Jiahong. ZHU Xiaofeng,et al. Features of dongjing’s commercial spa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J].城市规划(英文版) , 2015 (1) :66-75.

[14] 邵慧良，王浩辉. 繁华的汴梁集市：《清明上河图》[J]. 东南文化，2000(12)：57-60.

[15] 柯宏伟. 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酒店建筑的特色[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4(4) ：123-125.

[16] 杨涛. 从《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看唐宋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J]. 兰台世界，2016(10)：159-160.

[17] 靳士英，靳朴，刘淑婷. 《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与卖药人 [J]. 中医临床研究，2015(3)：6.

[18] 韩顺发，刘颖林. 《清明上河图》事物考[J]. 中国历史文物，2005(2)：77-81.

[19] 周宝珠.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廷的腐败统治[J]. 史学月刊，2005(4)：121-123.

[20] 杨新. 近看《清明上河图》[J]. 紫禁城，2013(4)：21-45.

[21] 张博. 试论《清明上河图》中的店铺及招牌广告[J]. 大众文艺，2014(7)：69-70.

[22] 靳士英，靳朴. 《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医药文化[J]. 中华医史杂志，2003，33(4)：246-248

[23] 薛凤旋，郑艳婷. 《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城市化与城市文明[J]. 北京规划建设，2015(2)：137-143.

[24] 徐邦达. 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1)：37-51.

[25] 朱家溍.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2)：152.

[26] 刘坤太. 《清明上河图》中的“解”[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75.

[27] 李合群. 再释《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J]. 中州学刊，2007(2)：185-187.

[28] 姜庆湘，萧国亮. 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J]. 中国社会科学，1981(4)：185-207.

[29] 张文. 也谈《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及相关问题[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69-174.

[30] 余辉.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5)：112-140，162.

[31] 刘涤宇. 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的城市细部构成[J]. 建筑师，2010(2)：101-106.

[32] 李伯华，杨振，田亚平. 农户消费空间行为对村镇空间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4(4)：666-671.

[33] 杨卡.大都市郊区新城通勤行为空间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0，17(2)：42-46.

[34] 贾铁飞，刘蓉. 访沪国内游客旅游行为空间特征研究[J]. 人文地理，2015(5)：140-146.

[35] 谭如诗，徐逸伦，陈栋，等. 城市居民快递自提行为空间研究：以南京市城区菜鸟驿站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2016，25(5)：111-120.

[36] 柴彦威，肖作鹏，刘志林. 基于空间行为约束的北京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比较分析[J]. 地理科学，2011(7) ：843-849.

[37] CHAI Yanwei. Space-time behavior tesearch in China: rec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3 , 103 (5) :1093-1099.

[38] 孙宏生，苏钠. 环境行为学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研究：以西安环城公园为例[J]. 华中建筑，2015(3)：75-79.

[39] 褚冬竹，马可，魏书祥. “行为—空间/时间”研究动态探略：兼议城市设计精细化趋向[J]. 新建筑，2016(3)：92-98.

作者简介：

丁文清，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讲师，硕士。

张 杨，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学生。

金 晶，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硕士。

张云彬，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教授，硕士。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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